一笔曾经利润丰厚的业务，正在中小银行与助贷机构的“分手潮”中悄然落幕。

2025年10月1日，《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即助贷新规）正式实施。一个多月来，商业银行与助贷机构间开始了一场静默而迅速的合作关系重构。

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等多家区域性银行近期相继压缩或终止互联网助贷合作，部分银行甚至将合作机构名单清零。这与数月前银行积极拓展助贷合作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

银行合作策略急速转向

助贷新规实施后，银行对助贷机构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且不得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这一规定促使银行在新规实施前纷纷公布合作白名单。

亿联银行在2025年6月公布的白名单数量较2024年11月骤减84%，显示出银行在新规正式落地前已开始主动收缩合作范围。

部分区域性银行更是直接选择“切割”助贷业务。乌鲁木齐银行发布公告称，自10月1日起，该行已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

龙江银行虽按新规要求公布了合作机构名单，但名单中唯一的助贷机构的状态标注为“已停止合作”。

“银行从‘求量’转向‘求质’，是新规下最显著的变化。”一位银行业分析师指出，这背后是银行在监管压力、风险考量与商业利益之间的艰难平衡。

新规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同时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

更重要的是，新规要求银行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

这一规定直接触及了助贷业务的核心盈利模式。此前，部分助贷机构通过服务费、咨询费等形式变相提高融资成本，使得实际利率突破24%的监管红线。

接近监管人士指出，“24%是红线”，并强调36%区域客户违约率高达60%以上，是系统性风险源头。业内分析显示，36%客群中，实际不良率可能达到60%以上，即“名义利率高，真实违约率更高”。

龙江银行的情况并非孤例。在助贷新规实施后，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等多家区域性银行近期相继压缩或终止互联网助贷合作，部分银行甚至将合作机构名单清零。

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凭借自身较强的风控能力和资金成本优势，在与头部助贷平台合作中或保持较强议价能力。

而区域银行则面临更大压力，不少选择退出助贷市场，转向本地化、场景化的自主信贷业务。

资本充足率压力

除利率红线外，资本充足率压力也是银行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新规，银行需将增信服务机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并定期评估其代偿能力。

这意味着，助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可能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造成压力。特别是对于资本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银行而言，过度依赖助贷业务可能带来资本充足率考核的压力。

“将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后，银行需更严格监控助贷相关风险敞口，这会占用银行的资本资源。”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助贷业务规模过大或风险集中度高，银行需要持有更多资本以满足监管要求，从而对资本充足率形成压力。

助贷市场的洗牌不仅发生在银行端，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助贷机构的发展策略。随着银行合作门槛的提高，助贷行业呈现出明显的 “马太效应”。

统计数据显示，在已披露的白名单中，合作机构主要集中在蚂蚁、京东、度小满等头部平台，这些机构凭借其较强的生态布局和技术实力，成为银行首选的合作对象。

与此同时，中小助贷机构面临生存挑战。这些机构往往缺乏足够的数据积累和风控能力，难以满足银行日益严格的合作要求。

部分机构开始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如深耕垂直场景、强化技术输出或转向区域化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助贷机构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革。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提升，从依赖利差收入转向技术服务和数据赋能。

一些机构开始探索与银行更深度的合作模式，如联合风控、数据共享等。

助贷新规的实施标志着行业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但如何在合规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仍是各方面临的长期挑战。

对银行而言，构建自主风控能力是关键任务。“过度依赖外部助贷机构可能导致银行自身风控能力空心化，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分析人士表示。

部分银行开始加大科技投入，通过自建团队或与科技公司合作，提升数字化风控水平。

对助贷机构来说，合规能力将成为核心竞争力。未来，助贷机构不仅需要关注业务规模和市场拓展，更需重视合规体系建设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升。

那些能够帮助银行实现合规经营并保持业务效率的机构，将更受市场青睐。监管层面也需要持续优化政策框架。助贷新规为行业划定了基本红线，但如何在此基础上支持金融创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仍需监管智慧的持续投入。